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并列为新的三大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作出的重大部署，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环节，正在步入新的阶段，许多政策问题都需要深入思考，可从不同视角进行分析。

第一，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需要高度关注服务需求供给模式的分化。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最大的外部因素是社会不同阶层和各行各业的需求多样化，必然要求服务供给模式进一步分化。遵循现代社会中的服务属性分化规律，在我国的宏观政策层面，已经明确切分为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政府、学校、社会诸方面在不同类型服务中呈现差异定位的特征。综观京津冀三地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状况，河北基础条件显得较弱，但也有长项；京津两地基本上呈现各有所长、适度错位竞争的态势。在教育领域中，政府财力和居民支付能力关系远比其他社会事业领域复杂，有时服务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应该充分考虑教育服务属性分化后供需关系变化的态势。

当前，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领域，主要是在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框架下，随着师资、信息、管理等资源质量逐渐提升，三地应抓紧形成促进分享的长效机制，拓展三地平等交流与多方合作的空间；在非基本公共教育服务领域，关键是在非义务教育领域找准各方利益汇合点，通过政府创设有利政策环境、学校分类寻求协作伙伴、吸引行业企业各方参与等多种方式，凝聚共识增强合力；在非公共教育服务领域，主体应是部分非营利性机构（如民办学校和教育机构）和多数营利性机构，要摸清三地教育培训态势底数，整治理顺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用好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整合学习者个性化碎片化的学习行为。

第二，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需要牢牢把握人口疏解和产业调整的关键。国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首先是人口疏解，其次是产业结构调整及企业搬迁，人口迁移政策导向与产业基地布局更新相结合，导致跨地区人口流动呈现新的变化，需要人口输出输入地的政府与学校共同努力，适应学龄人口刚性基础教育需求，同时还须统筹与行业关系紧密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科学谋划资源布局。其中，基础教育服务供给，要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公平出发，有效应对人口流动压力；职业教育结构调整，要从改善民生促进就业环节入手，破解人力资源开发瓶颈；高等教育布局优化，要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着眼，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其他教育资源配置，也要从各地实际出发，努力用多样化服务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是破解北京地区“大城市”病，缩小三地公共服务发展差距，实现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为此，推进基础教育帮扶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等教育产学研深度合作，有可能成为“十三五”时期及相当一段时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三大关键环节。今后，要做实基础教育的帮扶发展，在巩固区域内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注重缩小区域间差距；要强化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调动政府、学校、企业行业等各方积极性，完善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有机链接的体系；要促进高等教育的产学研深度合作，全方位发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研开发、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作用，融入三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过程。

第三，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需要着力增强政府及各方协调行动的合力。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在根治“大城市病”、优化生态环境、缩小公共服务差距、提高资源配置效益等方面迈开新的步伐，要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的进程中，逐渐开辟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新阶段。因此，三地政府需要通力合作、统筹教育改革发展规划，重点是更好发挥三地政府运用多种政策手段统筹协调的作用；相应地，三地教育系统不断创新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重点是更好发挥三地学校和教育机构寻求双边多边合作的作用，调动包括社会各界在内的一切积极性。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是不同主体各自发挥独特作用的过程，不同主体需要明确功能定位、权责清晰，又要相互协调、优势互补。为此，应坚持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政策执行的因地制宜，贯彻“两分”的推进原则，一是分阶段推进，根据跨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总体要求，设置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任务；二是分类型推进，寻求并锁定各方共同利益点，共同设计重点环节，先行推展容易实施部分，然后再逐步拓展。特别要善用政府和市场不同机制，用好用足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促使京津冀地区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的格局，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如期实现和巩固成效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作者：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孔珍，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7年02月28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