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走基层·记者返乡调查

如果没有隔壁传来的爆竹声，刘月家的年味可能还要淡上几分。

这个位于甘肃省静宁县石咀乡贾庄村的小院是去年翻修的。堂屋里没吊顶，水泥天花板和粉色窗帘的搭配略显突兀，偌大的客厅里除了供奉先人的高脚桌外，再无其他家具。

“没钱，也顾不上修。”刘月解释说，脸色尴尬。过去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她和儿子居住在离家20多公里的县城，与20多位陪读家长、学生共租一个小院。

刘月已经陪读7年了。7年前，一心想上大学的女儿中考成绩不理想，念了县城的私立高中。刘月夫妻俩年收入不过两三万元，交上每年数千元的学费后，能拿出的伙食费捉襟见肘。为了让孩子吃饱、吃好，刘月带着小儿子一道，搬去了县城。

如今，女儿已高职毕业参加工作，刘月的陪读生涯却还在继续，因为有主见的儿子不愿再考回乡镇高中。

“为什么不住校？”“向往自由。”刘月的儿子贾小洪说，学校实行半封闭式管理，每周日下午才能出校门，自己住不惯。接着，他又列出了“食堂贵且难吃”“宿舍晚上很吵”“想和家人在一起”等一连串理由。

贾小洪不是个例。他所在学校的高二年级一共18个班，每班40多名学生中，一半人由家长陪读。许多家长担心孩子管不住自己，会早恋、打架、进网吧，索性撂荒土地，在县城买房置业，包揽孩子的起居。

刘月家没有这个财力。除了准备一日三餐，她还要抽空去县城工地搬砖、回村里种地。丈夫在南方打工过年都没回家，刘月也不能让自己闲着。

春节短暂，生活漫长。辛苦之余，这个脸庞黝黑的农村妇女仍有期待：“我们没念过书，出门车票都看不懂，就希望娃娃能把书念出来，以后出去闯事业。”“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贾小洪插了一句。刘月转脸看向儿子，点了点头。（本报记者 刘亦凡)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中国教育报》2017年02月1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