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科学、技术与创新部门主管安德鲁·威克夫（Andrew Wyckoff）表示，经济增长依赖创新，创新对于解决21世纪全球最棘手的问题（从人口老龄化和痴呆到气候变化与不公平等）非常关键，而保持公共研发经费持续增长、开放科学与加强研究人员的国际流动，绝对是创新的基础。

然而，经合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2016科学、技术与创新展望》（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Outlook 2016）强调，在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与人口老龄化迫切需要解决方案的时刻，许多国家对于科学与技术研究的公共拨款不断下滑，这可能对创新带来威胁。还有一些国家对于经济全球化和移民的强烈抵制，也可能威胁创新，因为创新越来越受到跨境合作，科学家、学生和创业者的流动，以及在不同国家工作能力的驱动。

该报告指出，从1981年进行该项数据收集以来，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的研究与开发及高等教育支出在2014年出现第一次下降。大多数由政府提供的高等教育实验室的研发支出在持续30年的增长之后，在2010年开始保持平稳。

同时，各级政府总研发支出这项指标（大多数由公共实体使用，但也可能由私人部门在公共资助的支持下使用），在许多国家都趋于缩减，因为其他政策优先领域，如国家养老金、健康与社会保障等正吸收大量的公共资源份额。

另外，2000年至2015年政府预算用于研发的比例数据显示，尽管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2015年政府公共研发支出占总研发支出的比例高于2000年，而另外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芬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美国，都缩减了公共研发支出。经合组织区域总的公共研发支出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下滑。

报告认为，由于许多国家面临的公共财政压力和全球经济萧条，政府研发经费可能会在目前的水平上停滞或者进一步下滑；另外，各级政府日益关注向企业提供研发税，激励企业开展研究与开发，而不是加大对大学与公共实验室的研发资助，也正使公共经费逐渐向私人部门倾斜。这可能意味着公共经费将分配到最可能产生新产品或者盈利的地方，而较少关注那些不可预料的重大突破之源的研究领域，因为公司研发通常喜欢开发而不是纯粹的研究。

报告指出，在经合组织区域，大学与公共研究机构获得的公共经费不到总研发经费的30%，但他们完成了3/4的基础研究。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通常承担那些长期和有更高风险的研究，以及那些更可能转化为有形的社会收益的各种项目。人工智能和个性化医学就是由公共研究激发的科学与技术开发产生的两大创新案例。

《2016科学、技术与创新展望》报告的重要发现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全球由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完成的研究超过1/3是发生在非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区域。中国2014年公共研发支出是日本的2倍。印度、俄罗斯、台湾、伊朗和阿根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公共科研体系。

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的公共研发支出2014年占全球的59%。在未来，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如非洲，可能变成更为重要的研发参与者。

最近几年，慈善机构、基金会和慈善家正日益变成大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尤其在健康领域，他们通常资助一些稀有疾病或热带疾病的研究。这将对未来公共研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不同国家的研发目前有不同的专业化分工，例如美国健康与医学科学研究占公共研发支出的24%，英国占22%，加拿大占17%；而能源研发在墨西哥占公共研究总支出的19%，日本占11%，韩国占9%。各国的研发优先领域正发生改变，日益体现在不断增强的社会挑战方面，如气候变化与人口变化等。

当今世界，源自社会经济、环境、技术和政治趋势的强大力量通常以无法预料的方式影响着全球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塑造人类的未来。这些多维度、相互增强，有时甚至相互排斥的趋势将影响技术变革和科学发现的方向与速度，影响未来的科学、技术、创新活动与政策。

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健康挑战和数字化正成为影响未来研发进程和未来创新需求的范围与规模的重要因素。全新的市场可能出现，将创造新的技能需求与新的就业机会。通过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正开辟出新的道路。

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伴随多国跨境活动以及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分隔，将有利于科学、技术与创新活动在整个星球的更广泛分配。全球对人才与资源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现有的卓越中心可能受益于竞争，他们正以牺牲不太具有竞争力的地方为代价，进一步聚焦最好的人才与资源。

科学、技术与创新活动可能受限于资源约束。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研发经费增长不充分，以及竞争性的政策优先领域与进程可能限制科学、技术与创新的财政资源。同样，人口老龄化和移民模式的转变，也将对科学、技术与创新技能人才的可获得性带来变数。

（作者唐科莉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

《中国教育报》2017年02月1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