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从未见过她的爷爷。在她出生前几年，她的爷爷、我的父亲就归神了。少了一个可以放肆、撒娇的人，在她是一种现在可能还无法体会的遗憾，而对我来说，则是巨大的隐痛。

我们三兄弟中我是老大，大概父亲希望我在各方面都“带好头”，所以要求稍多。只是我总由着自己的性子，每每让他失望。在父亲眼中，大概我最不让人放心。所有这些，都在我的怀念里被反复叙述、描摹、放大，成为痛的一部分。

情到深处，时光不走，甚至倒流。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写道：“如果你能运动得比光还快，相对论意味着，你就能向时间的过去运动。”当忆起往事，“时空弯曲”，怀念者便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进入过去，成为创造自己生活的“科幻作家”。

曾经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一直在时间之外回荡。“青菜青，绿莹莹；辣椒红，像灯笼。爸爸种菜我捉虫，妈妈烧饭我提水。好孩子，爱劳动，人人夸我好儿童……”二弟刚刚放学，不停地唱新学的儿歌。三弟调皮，学唱不过瘾，还边唱边改词：“人人夸你臭儿童……”妈妈和姐姐从生产队收工回来不久，爸爸也下班回到了家，他从包里拿出糖果、饼干，趁着小毛孩儿们高兴，上了楼去：我知道他必须把单位给配的枪藏好，那时他在武装部工作，一把驳壳枪随身带着。此时奶奶已张罗好晚餐，父亲一般最后一个落座，他倒一碗酒独自喝，几乎不动筷子，就看我们闹着、吃着。夜色渐浓，星光泛起。一家人的笑容成就了我今日的眼神和话语。

命总是相似的。我也未曾见过我的爷爷。我只能在别人的故事里听爷爷讲故事。记忆中，奶奶、父亲从未提起过我的爷爷，仅有的一次，一个远房伯伯跟我说，爷爷是一位账房先生。

六七年前的春节，我回了一趟故居。作为村中村，它所在的区域几无住户，本已被列入旧村改造、拆迁之范围，后因有古村落保护的政策而得以保存。对我来说，这自然是幸事，它让我的童年时光能永远停留于那一座二层小楼。

万事万物，唯有经历多了，才可能感同身受。而经历越多，似乎就越习惯于回望过去。这样就造成了人生的滞重与迟缓。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体制亦是如此。墨西哥诗人帕斯曾两度寓居印度，尤其是1962年至1968年期间，他作为驻印度大使，深入研究东方的文化、宗教、制度、风俗、饮食、语言、艺术、诗歌等。他发现，自己的祖国和印度一样，其现代化进程总是暧昧不清，既努力与过去决裂，“又试图抢救过去”，而同为美洲国家，美国却“不是建构在一个共同的传统上，而是建构在要创造一个共同的未来这个观念上”，它的“基础不在过去而在于未来”（《印度札记》，帕斯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不过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毕竟只有很短的历史（在帕斯阐述这个看法的时候还不到两百年），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需要“抢救”的“过去”——它不像一个人那样，一百年已足够长久。

这自然只是时间维度上的观照。时间不一定意味着经历。所以有的人、有的文化越活越无耻，越轻浮（性格的轻浮、语言的轻浮、灵魂的轻浮）。这与其历史经验、知识构成、情感习俗有关。由此作为具体的人还需要另外一个词：阅历，即阅读和经历。时间也不在钟表上，不在人类对时光流逝的感叹中。法国当代哲学家勒维纳斯在上世纪70年代巴黎大学的课堂上提示人们，时间意味着耐心，要避免将“在时间之中流逝的东西与时间本身”相混淆（《上帝·死亡和时间》，勒维纳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然而这又何其艰难。我的诗友道辉写过一句既美绝又苦绝的诗：“把水珠从水中挑选出来”，可以说是对勒维纳斯的无意呼应与回答。况且，如同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中，数据、规模、容量等词汇正在被重新定义一样，在当下高铁时代的语境中，不管是作为小学数学应用题的关键词，还是作为日常用语，路程、时间、速度等一系列语词也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们凝铸为一个大背景，提醒我必须越过个人成长的地平线，以高山、大河为坐标和起点，思考一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命题：诗歌与交通。它实际上也是人与时间的关系问题。我想说的是，我找到了一个诗歌写作的新主题：交通。

人的一生有多少时光奔忙于路上，“镶嵌”在交通体制之中？当年我的父亲，一个曾经的军人，他偶尔会骑着单车送我上学；如今我的女儿，一个未来的大学生，我有时会坐上她的电动车陪她到海边看蓝。

诗到深处，时光不走，甚至回头。诗留下了我的岁月，并与我的人生相互喂养、彼此照耀。在这首“交通之诗”亦即“时间之诗”里，我期待完成一次个人身体意义上的本土叙事，它将容纳我的童年与故居、亲人与朋友、苦痛与欢乐，并重新建构交通与时间。

（，诗人，著有诗集《大海的两个侧面》等）

《中国教育报》2017年01月13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