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过去的2016年，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迈入2017年，需要我们“一起”去思考：新的一年，中国基础教育如何向未来前行？2016年12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为我们的思考和前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展望新一年的基础教育，我们必须在其发展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核心内容、方法手段和治理机制方面，有更为深入到位的认识和现实化的实践。

    思维方式：体现整体性和综合化

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全面深化综合改革新阶段。这一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需要采取整体的、系统的、协同的思维方式，通过综合完整的改革措施与制度建设来加以解决。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也深处这一大潮之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全面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需要深化基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整体系统来思考和破解制约基础教育发展的问题与障碍，促进基础教育自身完善和健康发展。

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以立德树人作为综合改革之魂，基础教育应如何全面贯彻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尽力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以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作为价值取向，基础教育如何在关注教育公益性、普惠性的前提下提高质量，注重教育内涵发展，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出名师，育英才，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需要进一步思考，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如何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的建设。

价值取向：凸显公平兼顾质量

《纲要》明确指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促进教育公平、提高质量成为了指导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取向。随着这些年教育的改革与进展，对此人们应有新的理解，要树立“没有公平的质量是不道德的，没有质量的公平是低层次的”新认识，从二者彼此分离进入到相互交融理解新阶段；要更凸显公平并兼顾质量，使公平和质量同时得以推进。

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宏观层面，在关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同时兼顾教育质量。这需要在推动义务教育东中西部均衡发展基础上，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增加中西部、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和边疆地区教育投入，继续提高重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学生比例，实施教育扶贫结对帮扶，实现每一所贫困地区学校都有对口支援学校；保障残疾少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平等受教育权利。对于这些方面，在新的一年，要有新的细化和现实化的举措。在资源分配上，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同时，在微观层面，如何强调学校管理关注和保障所有儿童在入学、教育过程以及结果上拥有同样的机会和权利，能够被公正、平等地对待；如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建立参与与支持性的学校氛围，促使儿童在态度价值、社会情感、知识技能诸方面得到全面而又有个性的发展。

核心内容：关注核心素养又不偏废知识

随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于2101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布，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从知识传授为中心的“知识时代”，迈向了关注人的内在品质提升的“核心素养”时代。这种转变不是一种替代，而是一种包容与提升。它既承继了以往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又与时俱进地将学生人文科学艺术的个人文化修养、国家建设与国际合作的社会参与、认知自省与终身学习的自我发展融合在一起，超越了三维目标，使得培养目标显然更为全面与综合。它回应了中国社会发展从外延到走向内涵、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全面进步的发展定位。毋庸置疑，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将引领中国基础教育的未来发展，成为课程改革深化的方向，并最终落实在课堂教学实践中，成为变革教学方式的推动力。

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学校和教师在教育教学的理念上，如何做到从“观物”到“观人”，视野需更开阔，目标定位要更高远；在教育内容上，如何更加注重知识、技能、态度、情感、价值观等目标的融合；在教学途径和方法上，如何强调教师主导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从知识时代走向核心素养时代的基础教育，如何看待传统学校和课堂中知识中心的地位已经被动摇的现状。强调“素养”，不是把“知识”与“核心素养”对立起来，强调“课程综合”就抹掉“学科”的重要性，就将“学科知识”与学生未来生活和工作中关键技能和必备品格的形成对立起来。逾越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就可以获得核心素养，是一种虚妄。以知识的获得促进人的发展，这是教育应遵循的一条基本规律。

    方法手段：注重技术运用也不放弃思想

近年，随着“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的提出，在“互联网+”的涌动中，教育已成为其中的一个加数，于是“互联网+教育”一词也流行开来。因此，颇为著名的“乔布斯之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互联网+”在学校教育的实施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在很多学校借鉴“选课制”“走班制”的实施中也屡见不鲜，即只借鉴技术，不追问支撑技术实施所依托的思想。

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到底是“互联网+教育”还是“教育+互联网”。对此应有的基本态度应是，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吸纳促进教育变革的方法技术。教育作为一种使人“成人”的活动，应促进人的身体、心智、情感获得完整、均衡的发展，而非只是智能的单向度发展，它应是人与人之间心灵和人格的灵性交流。学校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传承、学校的氛围与制度安排、师生之间的对话与真实交往、丰富多彩的社团生活和文体活动，都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技术应当考虑教育的独特性。同时，对于“选课制”“走班制”，我们不应只将其看待为技术层面和教学手段的变化，还应将其看作人们在不断追问教育本质和遵循教育规律基础上，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对教育进行的系统建构。“选课制”“走班制”不只是一种教育方式的变化，更不只是一个技术、一个程序，其背后更为深刻的变化是育人目标的变化，其内核和本质在于把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而课程的多元和丰富性，正是为了满足每个学生这种主体发展的需要。

    治理机制：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在教育领域，就是“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的建设，也是当下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宏观治理机制上，如何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使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教育行政管理的逻辑以及学校自身发展的定位，发生深刻的思想观念与认识的变化——使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从“紧扣”到“放松”，使教育行政管理的逻辑从“控制”到“服务”，使学校自身发展的定位从“观物”到“观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教育行政部门不能过多干预学校自身的发展，学校的运行更不能以行政管理的逻辑取代学校自身运行的逻辑。同时，在微观治理机制上，如何建立我国现代学校制度。它应包括：要形成学校领导班子的凝聚力，认真听取党组织对学校重大决策的意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倡导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尊重和支持教职工代表大会参与学校管理的民主权利，定期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实行校务会议等管理制度。

（作者系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教育报》2017年01月0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