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朱小蔓在2016第3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刊发《“布衣知识分子”的教育人生——刁培萼先生学术思想和精神遗产》一文提出，南京师范大学刁培萼教授是一位卓有成就、富有个性的教育学专家。作为国内第一本《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教育文化学》和《农村教育学》的著作者，他在这三个教育学分支领域的开创之功，对南师大教育学科乃至全国教育学术界均具有学科奠基的重大学术价值。

朱小蔓说，刁培萼年轻时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浓厚兴趣，因为情如痴迷，圈内人戏称他是“刁克思”，也因为他的善思求问之风，年轻学人喻他为“随园的苏格拉底”。

《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以辩证法为主线，探讨自然、社会、思维的发展与教育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性，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教育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工具。它为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哲学学科的地位、为教育哲学在教育学科群的地位奠定了有力基础。刁培萼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观点、马克思对人的全面解放的观点尤其看重，均着力强调，且保持了立场上的一以贯之。他指出，教育具有对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双重功能，二者不可偏废。教育促进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

朱小蔓说，刁培萼出生农村，一生情系农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成功的农村改革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村综合改革及乡村变迁，一直是他思考教育改革最原始的问题和活的原料。在当时南师大鲁洁教授主政的教科所尊重个性、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他动议、撰写的《农村教育学》于 1989年出版。紧接着，《农村少年儿童问题行为与对策》《农村儿童发展与教育》《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础工程》相继出版。一时间，南师大教育学科在农村教育研究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据此，教育部决定将建在河北保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在南京师范大学建一个南京基地，以强化“中心”的作用。

朱小蔓说，将教育实验融贯于教育哲学研究，刁培萼坚持了一辈子。

刁培萼总想着把他研究琢磨出来的想法拿到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中验证，也总能从生动充实的学校生活中发现和提炼出新的思想概念。实现这一想法的途径和中介主要是教育试验。当时鲁洁、刁培萼夫妇等带着恢复招生后的第一批学员去无锡做“班集体研究”，后来不断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老两口先后退出职场后，自行建立基础教育试验基地，联合了8所小学、1所幼儿园，组成试验研究团队，通过跨世纪15个年头的求索之路，历经三轮试验，研究儿童如何自主创新学习，研究如何从家庭到社区让社会成员都有归属感，实现自主、自立与自决，既享有权利，又承担义务。

本世纪以来，他们又花了很大心血，研究在第八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的背景下如何重建课堂文化，特别是对智慧型教师的特质及形成，多有自己的创新见解，在国内基础教育界有关这一议题的研究“热潮”中起了带头作用。

朱小蔓说，《教育文化学通论》是刁培萼一生教育学术集成和最后的呼唤。

《教育文化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继续坚持并进一步明晰其大教育文化概念：“教育文化依据完整生命和完整教育揭示不同层次的教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他一向把社会综合改革视作教育研究的问题背景，也是教育改革的希冀，所以《通论》保持了 1992年版以专章讨论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的整体与协调发展。

《通论》承接了“五四”以来所有进步开明的大教育家的认识，比如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认为教育活动不同于其他活动在于它是心心相印的、可以抵达人心的，所以才有改变人，并借此改变社会的力量。因而，修订后的教育文化学观照广义的社会学习、终身学习，但核心功能定位却聚焦于人的精神生命。“教育文化学是以文哺人、直抵人的心灵、激荡人类智慧的美丽学问，它与人学、美学相伴而生”。

教育文化学的哲学基础是将历史辩证法的拷问融汇贯通于教育文化拷问的教育文化哲学。拷问的结果之一是，“教育文化”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主体文化”，是人本至上、至尊的高端文化，是教育文化学的核心范畴。拷问的结果之二是，创新性学习是21世纪教育文化的一种实践性智慧。

正因为如此，他强调广义的教育以家庭为起点，视家庭为伦理秩序和道德文化重建的中心，特别重视家庭教育。起于家庭的情感教育是最有效，也最该抱期望，最该在民众中普及的。（杨桂青）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29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