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离开人世8年后，李崇淮再次成为把亲朋好友、同事同志、同行学生凝聚在一起的“纽带”。

2016年10月15日，中国民主建国会老一辈领导成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李崇淮诞辰百年纪念活动暨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年轻的学子、白发苍苍的长者，从世界各地赶来，缅怀这位老人的壮阔一生。

他曾是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黑名单上的人；

他曾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座上宾；

他身为国民政府金融系统要员，在武汉解放前夕毅然留下，为新生的人民政权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他侥幸躲过反右，但在“文革”中又终于没有幸免，成为“漏网右派”，受尽折磨；

改革开放后，他第一个提出大武汉地区的“两通”战略起飞构想，谋划了武汉几十年的发展蓝图，为此，武汉市人民政府历史上的首个“第一号嘉奖令”颁给了他；

他又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给邓小平递纸条、劝小平同志不要在主席台上吸烟的那个人；

他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作出历史性贡献，他也较早提出将邓小平理论、“依法治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写进宪法；

他几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在中央“还是留在党外为宜”的指示下，他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找到一条与共产党人风雨同舟的光明之路。

艰难困苦，学业有成

1916年10月14日，李崇淮出生于江苏淮阴一户教育世家。他的父亲李荃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爱国教育家。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就曾盛赞过李荃的办学功绩。

李荃思想开放，对当时腐败的内政深恶痛绝，又对外患日益迫近深感忧虑。办学期间，他兴除利弊，以身作则，订下“八不”箴言：不嫖赌、不升官发财、不染烟茶、不用日货、对子女不分厚薄且遗产不由子女继承、有权无责任之事不做、祭祖宗不费纸锞、非长途不乘车。

李崇淮自幼受父亲影响颇深。12岁那年，李崇淮放学回家，撞见继母和几位邻居打麻将，李崇淮认为这违反了父亲“不嫖赌”的家训，抓起一把牌就丢到了外面。当时李荃已经去世，但是李崇淮此举依然收到成效，李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碰过麻将。

年少的李崇淮学习成绩优异。他15岁便考入镇江中学读高中，后来又转入扬州中学。扬州中学以数理教学见长，热爱自然科学的李崇淮在此如鱼得水，表现出对天文、物理等学科知识的极大兴趣。在看过一部讲述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科普电影后，他更是萌生了做一名科学家的理想。1934年秋，18岁的李崇淮考入声名显赫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离成为科学家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近。

然而好景不长，1936年冬季，李崇淮突然咳血，很快被确诊为肺结核。当时，肺结核死亡率极高，是人人谈之色变的传染病。李崇淮不得不辍学回家疗养。他的科学家之梦，就这样被疾病击碎了！

这成了李崇淮一生的遗憾。他对清华感情极深。“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也积极投身到学运之中，为此还被停发了奖学金。短暂的清华岁月，开拓了他的眼界，磨练了他的品性，更使他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优秀的年轻人。数年后，1943年10月，他在昆明和友人偶遇，街头游览时发现一辆小汽车牌照为“2414”，还不禁大叫：“这不是我在清华的学号吗？”可见他对清华的情愫。

休养近两年后，李崇淮身体大为好转。此时由于抗战爆发，他来到成都。对知识的渴求，使他又进入华西协和大学，研修外国文学。随着对外国文学研修的深入，李崇淮的目光开始转向欧美先进国家的社会现状，并将其与中国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认为，中国社会贫弱和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经济落后，而有志青年要报效祖国，就应该从研究经济科学着手，纯粹的自然科学和文学是缓不济急的。因此，李崇淮下定决心：立即转向，攻读经济！

这一转向深刻影响了李崇淮的命运。从此，他与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主要活动也往往和经济有关。

1944年2月初，他来到耶鲁大学研究院，申请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入学之初，那位有着一双灰色眼睛的教务长辛普森，以蔑视的口吻对李崇淮说：“本校近几年中国学生来得不多，他们的成绩也多半不好，有的读了一半就中途转走了。你先试试看吧！”这一下激发了李崇淮的爱国之情。此后整整一个学期，他废寝忘食，长岛湾未曾见过他的踪迹，连学校电影院他都只去过一次。学期结束时，李崇淮成绩名列前茅，获得了辛普森亲手颁发的绩优荣誉证，一举改变了一些美国教授对中国学生的刻板印象。不过，他也因为太过拼命，肺病复发，又去疗养了3个月。

次年春天，李崇淮又获得美国“国务院奖学金”，6月，他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此时的李崇淮，已是美国教授眼中的潜力股，耶鲁大学一再要求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恰在此时，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李崇淮激动万分。他当时正在纽约，高兴地不能自已，立即约上美国朋友前往时代广场，加入到人们的大狂欢之中。几十年后，他又写下《那天，我在大洋彼岸》，详细记述了自己在胜利日那天的心情。

“不用日货”是父亲留下的家训之一。李崇淮的姐姐14岁时曾因买过一顶产于日本的帽子，被父亲严厉训斥。李崇淮从清华辍学后原本在江苏疗养，后来一路颠沛流离到大西南，又远渡重洋，也是因为日军铁蹄步步逼进的结果。如今，日本终于投降，李崇淮怎能不高兴？他当即决定，回国！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返回祖国，迎来新生

于是，1946年5月，以父亲生前座右铭“竖起脊梁担事”为信念的李崇淮，从美国旧金山登船，开始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旅途漫漫。一天，李崇淮正在甲板上凭栏远眺，突然听见有人用稍带江浙口音的汉语向自己打招呼：“您好，先生是中国人吗？”李崇淮回头一看，来人居然是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对方一介绍身份，李崇淮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他居然和司徒雷登同船前往中国！

此时的司徒雷登，正在赴任中国大使的路上。司徒雷登在华活动多年，尤以燕京大学校长的身份为人熟知。李崇淮对司徒雷登颇有好感，两人相谈甚欢，一时竟有“船上遇故知”之感。他们时而用吴语、时而用英语，既谈华盛顿，又谈老庄，既谈美国崛起，又谈明清衰败。谈得兴起，两人还互留名片，相约抵达中国后在工作上互相帮助。

彼时的李崇淮，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略有涉猎，但并无特别深刻的了解。在美期间，他亲眼看到美国社会贫富悬殊、风气腐败、种族歧视以及经常爆发经济危机等弊端，深感资本主义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于是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由于只能进行个人研读，不能和别人进行讨论，他对马克思学说领会得并不深刻，也因此，他对暴力革命持有保留态度。那时的李崇淮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思想更倾向于温和的改良主义。

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他试图以个人的努力工作，换来国家的富强。回国后，他被任命为交通银行汉口分行襄理，主要主持外汇部的工作，同时继续从事金融、经济研究。

渐渐地，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经济市场投机横行，黄金与物价不断上涨，人民财富急剧缩水，生活愈发疾苦。李崇淮对此心急如焚，他在改良立场和纯技术观点的支持下，开始在上海《申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提倡发行物价指数库券等，希望以此缓解通货膨胀，安定人民生活。随后，他又整理自己的经济思想，提出了一套货币理论，名为“物价指数本位币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有望克服通货膨胀，使各阶层人民生活都有保障。

因此，“物价指数本位币制”一经提出，就引起国统区金融界的强烈兴趣。李崇淮也成为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更延聘他为武汉大学经济系特约讲师。李崇淮推行“物价指数本位币制”的心情十分迫切，多次在报刊上呼吁，并委托其大姐夫、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将其建议整理成提案，带到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提出，但始终没有被采纳。

到了1949年春，国民党自知武汉已经守不住了，达官贵人纷纷举家南迁。赵棣华也一连发了十余道电文，催促李崇淮立即前往广西梧州交通银行任经理，以便随时离开大陆。李崇淮当时极度犹豫彷徨，他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已是厌恶透顶，但共产党对他来说，又是个谜。共产党能把国家治理好吗？而且他与国民党高官有裙带关系，共产党容得下他吗？

正在他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和成银行经理赵忍安突然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坐坐。李崇淮到了之后，发现已另有三人等候，分别是赵忍安夫人翁和新、李崇淮早就认识的农民银行职员陈啸原，还有一位姓王的先生。稍作寒暄，四人均亮明了自己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原来，中共南方局驻香港负责人许涤新早就注意到李崇淮的文章，认为他是我党将来急需的经济人才，指示赵忍安等人一定要把李崇淮留下来。

在国民党还未撤离武汉的情况下，几名中共地下党员自曝身份，是冒着极大风险的，李崇淮对此既感动又钦佩。赵忍安又对他说：“你忧国忧民，但是你那套理论，国民党不屑一顾。而天津一解放，共产党就实行了，可见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啊！”李崇淮越听越激动，心里越踏实。尤其是得知周鲠生也决定与全校师生共命运，留下来迎接解放，并有意聘他为专职教授时，李崇淮更加坚定了留在武汉的决心。而他的留下，也让汉口交通银行绝大部分职员选择留下。

1949年5月16日，武汉和平解放。共产党没有食言，李崇淮很快应邀参加了接管武汉大学的工作。他还多次前往军管会，为稳定武汉金融市场出谋划策。不久，他在担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的同时，还兼任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南区行计划处副处长、武汉大学银行专修科副主任和武汉大学总务长。

1950年7月，经党组织研究决定，李崇淮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因为他曾在交通银行工作过，与武汉工商界的许多人士都是朋友，而这些人都是民建的工作对象。这期间，通过一系列政治学习，李崇淮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更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他已经更接近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天下有道，则国人议”

好景不长，随着政治风向逐渐“左”倾，在海外和台湾都有直系亲属的李崇淮，开始了长达20年如履薄冰的生活。其间，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教学和学术翻译上，绝口不提政治。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62岁的李崇淮好像一下回到26岁，浑身充满干劲。

他先是出任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随后又协助创办了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并出任教授兼副院长。此后，他又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和武汉市委会主委、武汉市政协副主席。

“天下有道，则国人议。”李崇淮不再沉默，他重新放飞思想，从此宏论迭出。

1983年5月，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咨询委员会，李崇淮被聘为咨询委员。他率先提出了以交通和流通促进武汉、湖北乃至华中地区经济发展的“两通起飞”战略构想，受到国务院和武汉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它不但激活了武汉的改革开放局面，也使半个中国为之活跃起来。一时间，大连、青岛、连云港等沿海城市的有关部门，纷纷来武汉学习“两通起飞”的经验。李崇淮因此荣获武汉市人民政府1985年1月25日颁发的“第一号嘉奖令”，又被《武汉改革志》列为第一号“改革人物”。

这一时期，李崇淮取得了最大的经济学成就，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股份制是市场经济最伟大的发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围绕着股份制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学术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在一些人看来，股份制脱胎于西方资本主义，股份制无异于是颠覆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面对争论，李崇淮明确指出，股份制经济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嫁给资本主义，可以姓“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嫁给社会主义，应该姓“社”。1984年12月，李崇淮主编出版了《股票基本知识与实践》一书，被誉为“建国以来我国关于招股集资方面第一本专著”。后人评价，李崇淮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如此鲜明的提出运用股份制，难能可贵，体现出他的胆识和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

李崇淮对中国宪法的发展完善，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关于将“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入宪法的两次建言，意义尤为重大。

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制度，于1989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14号文件）。李崇淮认为，我国这种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多党制的争权夺利，又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把它写入宪法，可以突出地显示出我国政党体制的特色、优越性和长期性，有利于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对内教育和对外宣传。1993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国家宪法的8条建议中并未涉及多党合作。2月22日，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李崇淮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发言，建议“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万里委员长对李崇淮的发言当即表示:“李崇淮的建议很好，宪法上应该增加这个内容，可以把他的发言稿转给乔石同志（时任修改宪法小组组长）阅”。随后，民建中央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国家宪法的建议案和补充建议案，李崇淮的建议被采纳了！

1997年10月16日，李崇淮与辜胜阻、王曦一起，研讨修宪的想法，提出三项宪法修改建议：将邓小平理论、“依法治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写进宪法。建议书呈报民建中央，提请民建中央转呈中共中央。同年8月，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式回函答复:“将予以认真研究。”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些建议再次获得采纳。

李崇淮之所以能成为很多人眼里的“议案专业户”，与他一心为公的品格分不开。这里还有一桩李崇淮和邓小平的趣事。1988年3月25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期间，烟瘾极大的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刚点着一支香烟，李崇淮就看到了。当时会场内有“场内不准吸烟”的牌子，李崇淮便请工作人员向邓小平同志递了一张纸条：“小平同志，请不要吸烟。”邓小平看到纸条，微微一笑，立即掐灭了手中的香烟。此后邓小平还和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谈及此事。在这件小事中，邓小平的宽大胸怀和伟人气度十分可敬，而李崇淮的直言敢谏、坦诚无私的品格同样令人钦服。

“培桃育李唯真唯实德业高深堪典范，建言献策忧国忧民胸怀坦荡留英名。”李崇淮勤于思考、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勇于探索、不断奋进的精神，敢于善于建言的担当，和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肝胆相照的深厚情谊，既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也是对后来者永远的激励。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13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