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第三方排行榜是一种纯粹的市场行为，属于教育之外的动作；而大学的生存发展是一种纯粹的专业行为，属于教育之内的动作。教育外部的垂钓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愿者上钩，而大学恰恰对此趋之若鹜、应者如潮，无疑让局外盘弄各种指标并赖以盈利的中介组织喜出望外！

2016年，一面是“双一流”工程成为著名大学和优势学科纷纷朝向使劲的轴心；另一面是“高水平”概念成为次一级大学和地方高校在新阶段的建设目标；再往下，谈论最多的显然是“应用和转型”。在新格局之下，高等教育形成了一个宗旨明确、目标清晰、分层联动的建设结构。

院墙之外，第三方组织活跃非常，各种据以甄别“高大上”的排行榜以不同切入点导入，在正规或非正规渠道中散播。一些师出有名或无名的排名活动也应声而行，努力跻身其中共同牵扯着高校原本就很脆弱的自尊心。有意思的是，许多高校不约而同地开启了选择性信息接收和传递模式，对本校排位情况满意的榜单加以宣传扩散，对不利于本校的排名自动做忽视或过滤处理。

与此同时，在高教研究领域，对院校排名机制的指标拆解和对策解读形成了热点和高潮，论文数量剧增，议题迭出，频率颇高。那些自以为跳一跳就有希望够到“世界一流”标杆的大学，无不对照榜单积极筹措，全情投入，奔走呼号，同时对中国高校在国际排名榜单中的指标表现做出选择性的诠释和申辩。对排名榜的控诉一般如下：首先，在多数排名榜中，教学无从体现，科研及其相关指标占据优势；其次，以中文写作的研究群体在国际化机制下处于劣势，绝大多数的科研成果无法在以英语为主体的国际期刊中展现风采，有失公允；再者，对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进行评鉴时，因受中国文化样式和学术传统的限定，国内高校在国际排名中常常遭遇认同困境。

原本出于第三方自身发展需要而策动的排名榜牵动了谁的利益？大学因各种排名或喜或忧的波动是否另有动因？不假思索地接受和毫不犹豫地迎合，固然展示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视野和力争上游的进取精神，却忽略了中介排名的动机和立足点，主动方变成了被动方；其间模糊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世界一流大学的生成过程中其实并没有排行榜的直接身影。换言之，排行榜并不直接推动一流大学建设，所有描述指标均后生于大学教育活动。更有甚者，个别高校全然不顾某些榜单啼笑皆非的排序几乎将“暗箱”抖落到明面的事实，边批评边迎合。某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排名拙劣炮制的榜单，竟也能乱了许多正规大学的方寸。排名榜轻而易举地绑架了高等学校，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不争的事实。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客观趋势，其间西方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无疑占据着话语宰制的地位。偏偏中国高等教育又乖乖地被西方媒体的排名领了去。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量巨大，类型繁多，路径独特，属于世界教育大系统中相对自成一体的成员。当中国高等教育只在“如何被领着”会更舒服这类细枝末节上迂回斡旋（其实是自说自话）的时候，在文化自觉方面已迷失深重了。

就媒体而论，影响力与逐利性密切相关，炮制话题吸引眼球比日常报道更来得实惠。但大学在求真的问题上却不可丝毫懈怠、须臾背弃。上榜位次从表面上来看，关乎学科生存、关乎大学兴衰；而从骨子里看，大学和学科的灵魂维系于学术，“一流”与否，归根结底还是学术自身的事。

当下，有机会评头论足，并能够抉择院校走向的无非是高校领导人或教育研究者两类群体，“学者”是这两类人群的前置身份，失去这个身份难免发声错位。因此，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因素，大学人要坚守立场，明辨角色关系，兼顾学术自觉、学科自觉、管理自觉，才能有效统筹内外部力量，实现大学的健康发展。

在“榜”与“绑”的问题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大学人似乎并未想清楚，就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深水区。（董云川 周宏）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1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