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企业家熊新翔的手与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中国高校接受单笔捐赠的新纪录随之诞生了。“10.3亿元！”最近，这所地处成都的大学用感叹号宣布了这则消息。而就在10个月前，单笔捐赠的最高纪录还由泛海控股集团创始人卢志强保持。2015年12月，卢向复旦大学捐出7亿元。随着校长和捐赠人的一次次握手，中国大学吸引社会捐赠的纪录随时有可能刷新。（《中国青年报》12月7日）

有人调侃称，“校长拥抱，价比金贵”。事实上，校友捐赠的数量和杰出校友的表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大学办学水准的重要指数。早在2010年，当中国富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张磊将8888888美元送进他另一所母校耶鲁的口袋时，国内舆论可谓众声喧哗。同期，一份美国高校校友捐赠排行榜，再次刺激了中国高校的神经：2014年，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社会捐赠收入之和约为20.68亿元人民币，不及同年6月哈佛大学某学院校友4亿美元的单笔捐赠。面对这些数字或事实，妄自菲薄者有之，怒其不争者有之，理性反思者有之，但不管是怎样的情绪，共识是板上钉钉的：正视并重视校友捐赠，尽快使之成为中国高校奔向“双一流”路上的推动剂。

说得再直白一些，就像非公经济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社会捐赠之于中国高校发展来说，也已经从“必要补充”进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大学机制之下，如果高校的柴米油盐还要“等、靠、要”，最终只会将自己逼向山穷水尽。何况这些年社会捐赠教育的氛围渐次高涨，校友经济的概念也正在丰满起来。

有人了，有钱了，然后呢？在科教兴国的语境下，破纪录的校友捐赠大戏肯定还会连番上演，但我们的高校真的准备好了吗？有些对比令人黯然。比如，国内两千多所高校中，只有426家大学成立了教育基金会，且校友捐赠除了发奖，基本进了储蓄银行；而在欧美等顶尖高校，有高水准的基金管理公司运作，以捐赠基金的收益盘活存量资产。

于此而言，校友捐赠恐怕不能只是点到“量”为之，还需在“质”的层面多下功夫：一是构建荣誉体系，建立良性互动关系。校友回馈母校，固然是反哺之情，但校方如果仅仅是一个仪式、一个拥抱、一个捐赠纪念品就打发了事，显然过于粗放。在产学研领域深度互动、在荣誉体系上厘清层级，这是校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二是健全监管制度，让捐赠发挥最大善能量。校友捐赠的是真金白银，更要在透明与无缝的监管中做好记录，专业运营、严苛监管，好钢用在刀刃上，让募款机制与用款机制皆对得起“象牙塔”三字。

“校友经济时代”已然呼啸而至，在迎来送往的风口浪尖，高校要呵护好这份热忱，管用好这份捐赠，而这考验的不仅是情怀与本心，还有大学治理的智慧与能力。

（作者邓海建，系媒体评论员）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12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