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蛋吧！肿瘤君》作者熊顿最后的日子，是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的病床上度过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大内科主任、淋巴瘤科主任朱军教授带着他的团队，陪她走过了最难熬的那段时光。为了资助与鼓励她，朱军在通过大家同意后，以科室的名义购买了不少册《滚蛋吧，肿瘤君》，送给患者和喜欢此书的读者。

许多淋巴瘤患者对朱军的评价是：他是治疗淋巴瘤最权威的医生，而且平易、随和，有一颗悲悯之心。

语虽平常，却道出了“大医大仁”的至高境界。

“做全国最好的淋巴瘤专科”

肿瘤分实体瘤和液体瘤。“什么叫实体瘤？就是长包包，比如乳腺癌、肝癌、肺癌、骨肿瘤等。而像白血病，则属于液体瘤。”血液淋巴肿瘤方面的治疗，可能引领肿瘤内科乃至整个肿瘤治疗的突破，它始终处于前沿，即精准、靶向、免疫治疗的前沿。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勇于选准事业的高地，人生才会灿烂。

朱军选择的就是这个前沿。

1984年大学毕业，朱军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1990年就晋升为主治医生。

在事业上不容易满足的朱军开始寻思：“主治医生已经拿到了，再往下发展，要么读研究生读博士，要么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出国。

1994年，女儿才刚出生半年多，朱军就只身赴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哈达萨医学院学习。

在以色列的3年，朱军是寂寞的。第一次走出国门，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自卑：“跟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比，我们的医疗科技差距太大了。”哈达萨医学院是中东最大的医学中心，水平跟欧美齐平。他下决心要把自卑变为自信。“别人都不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晃悠’着。有时候这是精神上的折磨，但何尝不是对人的磨练。这样的日子都过来了，你就觉得在国内啥日子都是快乐的，没有什么承受不了的。”

3年的海外留学，让朱军“开了眼界，掌握了一些知识，自信心也增强了”。回国一年后，朱军离开部队，转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始了新的事业拓展。在这里，朱军把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带到了国家的领先水平。在淋巴瘤科病房护士长马淑玲的印象里，十几年前，该科患者还不是太多；如今每年收治新的淋巴瘤患者都在700人左右。

快速发展的秘密是什么？除了朱军带来的先进医疗科技，更重要的是先进的治疗理念和标准。

在朱军的主导下，北大肿瘤医院在国内率先制定和定期修订淋巴瘤诊疗常规。“以前淋巴瘤治疗不太规范。比如上个世纪末，胃肠的淋巴瘤，外科逮着就做手术，做手术后确定是淋巴瘤后，才交给淋巴肿瘤内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一套治疗的规范。朱军认为一切该颠倒过来，让淋巴瘤患者少受痛苦，这就要建立淋巴瘤治疗的临床路径。多年来，朱军带领科里的团队，推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淋巴瘤治疗规范。此后每年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首先我们科里要进行治疗规范。光有科内规范还不行，院里其他科比如外科、放疗科，治疗淋巴瘤也得按照这个来。院里全力支持我们，成立了淋巴瘤专家协作组，我是首席专家，淋巴瘤的治疗就得尊重科学的治疗规范。”

朱军的期盼，是由此惠及更多的患者。“现在我们科室、医院，就是采用这个标准治疗淋巴瘤的。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推动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推动全国淋巴瘤规范诊断和治疗。”如今，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路径行业参考的是他们的治疗规范，他们参与制订和推广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规范，已经得到全国的临床认可。

“有了规范，我们虽然不能保证每一个患者都能治好，但我们可以避免犯严重的错误。”朱军说。

由此，朱军自信地提出，要做全国最好的淋巴瘤专科。在一些医院的一些科室，患者碰上哪个大夫，就由哪个大夫管到底，大夫的水平决定了这位患者的治疗效果。无论哪个患者，只要选择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淋巴瘤科，得到的都是规范的诊疗服务。患者刘女士对此有亲身经历，她说，只要是挂号进来了，不管挂的是普通号还是专家号，得到的服务都是一样的。

科里的年轻医生张晨说，科室里每收治一位新病人，朱军都会带领团队为他进行会诊，确定最后的治疗方案。对于已接受治疗的病人，几个疗程后，朱军也会参加全科室医生的会诊，确定这位病人接下来的治疗方案。每次会诊都是集思广益，确定最佳方案。朱军每周都要查房，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

朱军的医疗团队目前共有30人，他说，未来4年的发展总目标是建立专业化、高水平国内领先、国际知名淋巴瘤学科；培养国际化、专业化人才梯队；构建北京市淋巴瘤信息平台，加强协作并培养专业化的医生队伍。

“要给医学教育补上人文这一课”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成了他的一部分。”美国诗人惠特曼如是说。

朱军从医，看见的“最初的东西”是什么呢？

1979年，他毅然报考了第三军医大学。那时候，军医是令人尊敬的职业。至今，他还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高兴。“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的工作是不断地在帮别人减轻痛苦，帮别人减轻心理压力，从而也实现了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在张晨眼里，朱军非常享受他的工作。“他早来晚走，每次路过他的办公室，总能遇到几个病人在门口排队等候他。他总是认真接待每个病人。”张晨说，“他很享受和病人交流的时光。出差回来，他也常常是先到病房看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主动选择从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医生的后代不学医”，但朱军还是持谨慎乐观态度。“在现代社会中，医学教育是必需品，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它应该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人类存在，这一点不会改变。一定会有优秀的人出来接班，把医学的精华传递下去。”

不可否认，医学教育也面临压力和挑战。“我们要去除过去那种盲目的优越性，也要去除那种因医患纠纷等产出的自怨自艾。现在有的人觉得医生就像祥林嫂，天天抱怨‘怎么不喜欢我们了，怎么污蔑我们了’。”对此，朱军很不以为然。“医院里一直都有好大夫、差大夫，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氛围里，可能会惯坏一部分大夫，让他们养成一些毛病。”朱军感慨地说，“现在医生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还面临问题，需要自我调节。我们要改变高高在上的心态，要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赢得社会的尊敬。”

另外，他还提出，现代医学教育要让年轻的大夫掌握好与人沟通的艺术，让他们热爱上医生这一职业。“我有时候想，自己为什么愿意当大夫，想成为一个好大夫？就是在从医的过程中，我常常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自觉地用自己的知识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凌驾于他们之上。这应该是现代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育相对比较欠缺，过多地强调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培训与掌握。而现在新的医生，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跟我们以前都不一样了。如何学会对社会、对他人有一份尊重，对病人群体有一种悲悯之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朱军认为，医生面对患者，就是要去帮一个面临困难的人。这种困难既是疾病方面的，也有心理精神方面的。医生对待病人，是为他们减少压力，减少痛苦，而不是相反，更不应该给病人带来恐惧。“如果医生给病人增加痛苦、压力，要么是技术不高，要么是别有用心。”

在朱军看来，现代医学教育，首先就是要给准备从医的人补上人文这一课。

“普通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也要普及一些医学包括健康生活常识。比如如何看待肿瘤？为什么现在肿瘤病越来越多？归根到底是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水平上去了。医疗卫生保健水平提高，人们就活得越来越长，人就有可能会得病，就有可能得肿瘤。肿瘤是老年慢性病的一种形式。”朱军说，“随着人口老龄化，今后的肿瘤病人有可能还会越来越多，了解了这些，老百姓就不要害怕，好好地活，健康地活，得病也不怕，而且肿瘤的治疗也会越来越科学。”

朱军还认为，为了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现代学校教育也要加强体育，体育的核心是体魄，体魄是跟身心健康联在一块的。“既要有强壮的身体，也要有健全的心智，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健康的完整定义。由此去促进每个人享受生活，增进健康，减少或者延缓疾病的发生。”

“比医术水平更重要的是慈悲心”

熊顿家境不太好，后期治疗中，医疗费成了一大负担。由于熊顿非常敏感，和科室的同志商量后，朱军便以购书这种方式向熊顿及其父母表达科里医护人员的心意。

朱军就是这样，不但治疗患者的身体疾病，也努力给病人带去心灵的温暖。

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得了淋巴瘤，治疗后眼球外表红肿，眼睛可能保不住了。这对一个12岁的女孩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朱军及其团队以为她睡着了，就在病房门外和她父母商量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结果他们刚走，小姑娘就哭了——她什么都听见了。朱军特别愧疚，他带着其他医生专门向她道歉。正好圣诞节到了，他专门为这个小姑娘准备了一盒巧克力，还给她讲故事，鼓励她要坚强。

下医治病，上医治心。无论对什么样的病人，朱军都特别注意从心理、情感上入手。

在朱军看来，无论肿瘤还是其他疾病的产生，决不是受哪一个因素单独影响，而是综合因素的结果。“现代社会压力这么大，要有好的身体，首先要有健康的生活理念，重要的是要心安。”

治病亦如是，首先要让病人“心安”。让病人“心安”，考验的是医生的“心胸与情怀”。

在朱军同事平琳燕眼里，朱军最让人感动的一点就是有慈悲心。“他曾说，慈悲心是与医术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比医术水平更重要的东西。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无论对小孩、老人还是别的患者，他都很注意他们接受治疗时的感受，并且希望用自己的言语举止尽量去抚平他们内心的焦虑、痛苦。”平琳燕说。

朱军明白，医生不经意的一个动作或一句话，都可能会伤害到患者。他希望科里的医生能够平等对待每一个患者，给每个生命送去可触及的、活泼的希望，这是医生应该具备的服务态度。“患者是来找我们看病的，不是来结仇的。他长得丑还是美，有钱还是没钱，都是病人。他来看病，我们就给他服务。”他一直呼吁医生对病人要有悲悯之心，对所有病人都要一视同仁。

他不但以慈悲心面对患者，也以公正、博爱之心对待同事。“作为科主任，我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就不能够把所有好处都拿在自己手上。我的团队可能觉得我比较公正。”朱军说，“一个领导要对每个人的发展负责，尽量给每个人公正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不能以自己的好恶行事，喜欢的就无条件地给各种好处，厌恶的就恨不得整死人家。我也希望每个人在这个团队里都有自觉、快乐做事的感觉，如果谁偷懒耍滑，自己都会不好意思。”

同事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年轻医生应志涛说：“朱军对每一个人都非常友好，他在科里总会营造快乐的气氛，每一位大夫，包括很多见习生，都感觉到了这种气氛，都一样快乐地去干活。”在进修医生王秀梅的印象里，朱军总是微笑着，鼓励病人好好活，过好每一天。

朱军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接近患者的本领。

“从见习开始，我就觉得当医生有意思，因为我愿意跟病人接触。那时候军校的学生到医院见习，都由老师带着。跟着老师到病房，如果有病人愿意搭理我，愿意跟我说话，愿意让我做检查，愿意问我问题，我就觉得挺有成就感。在与患者沟通、获得患者认可方面，我似乎特别有能力。做见习大夫时，患者就特别愿意跟我聊，他认为我能帮他，我也得到了被尊重的快乐，所以我就愿意在病房呆着，陪着病人。那时候成天就在病房晃着，就与患者‘晃’出了感情。”朱军笑着说。

一直到今天，无论职务如何变化，无论有多忙，他仍然每周每天到病房，参加早交班，认真接触每个病人。他握握这个病人的手，摸摸那个病人的淋巴结；有的病人躺在床上，他就弯下腰、趴到床边去交流；有的病人听力不好，他就凑近身去说话。无论对谁，他都是微笑着说话，给人特别的亲近感。他幽默风趣，每次都给病房带来轻松欢快的气氛。

朱军期望，每一个找他看病的人，和他见了面、谈完话出门时，心里都能够轻松一点。“一个人得了肿瘤，找到我朱大夫，看完病后心里有谱了，治疗有方向了，内心压力小一点了，我就觉得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果跟我谈完了，病人觉得肯定不行，花多少钱也治不好，心情更沉重了，那我能算是好大夫吗？”(本报记者 杨桂青)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08日第4版